我所揣想的出版基因

父亲节刚过。

我还另有一门科技事业，故此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在大将出版社。比较积极促成的书，主要是四本，一本谈股市的英文书Chart Patterns Analysis，一本我自己撰写的《马来西亚创业菜鸟全攻略》，还有李欣怡的《欣想事成2》和《欣想事成1.5》，都畅销着。卖软体的利润比书籍丰厚，说的可以是几十倍，而书本往往不到百分之三十，每本几块钱，相距很远。卖三千本书，也未必比卖一套软体赚钱。可是，卖书的满足感却非比寻常，千本书送到读者手中，等于让有价值的内容触动千个灵魂，是否改变了一些人的想法？轻轻挪动了生命的轨道？这些神秘未可知的效应，比冷冰冰的科技来得让人振奋。

父亲毕生从事出版，年轻时我一直逃离，事隔多年我鬼使神差的也涉足这个行业。这，有点宿命的感觉。

父亲羡慕科技行业，一个好产品可以卖整年，报纸、杂志、书籍则是天天开新战场，周而复始。他甚至慨叹，报纸真不是人做的，我无意继承他的出版王国，他也没意见。后来我成为出版菜鸟，在这个大家都说书业渐趋没落的世代。大家都不读书了，都在网路流连，就算要阅读书籍也渐渐转向电子书，电书销量2008-2010年间上飙十倍。美国Borders在2011年破产，香港的书店已逐渐搬上租金便宜的二楼，台湾诚品转型结合商场百货，在马来西亚已经许久没有在出现连锁以外的独立书店。近日和出版业泰斗级的老前辈谈起，他说经营出版近40年，第一次觉得迷失–杂志销量和广告收入连年下滑，甚至一年剧跌一半。

我仿佛在严冬之际，被推入森林。大将出版社在我加入时，员工只有三人，收支勉强平衡。大将是老字号，虽稳不健，停滞不前。身边的人都不看好我接手出版社，其实在商言商，要赚钱还有比出版业更好的选择，但为人情所逼，势在必行。对于前景，我的逻辑很简单：情况还能更糟吗？很难，所以就只有更好了。

父亲始终提醒出版是一门生意，提供读者需求的内容。

出版社向来有一种其他行业中少见的文化包袱，其中还有和作者、友好等纠结的人情。有使命感是好的，但这样的包袱稍一不慎就演化成悲情，仿佛做中文出版就非得苦难中求存，这种消极的磁场，有毒，让经营者和员工看不到希望和机会，就算希望和机会摆在眼前。80年代马来西亚国家图书馆民调说，国人一年读两页书，到90年代提升至两本，最近又增加到十本。十本，这阅读量比日、美还高，我怎么也不相信，但阅读率提升还是可信的。在欧美，独立书店逐渐复苏，我读的那篇报告中书店店长说：“请别再同情我们、以为书店艰苦求存了，其实我们做得很不错。”

电子书的成长已在近年减缓，看来纸电两者尚可并存，服务不同的读者。但就算电书继续蓬勃下去，又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得重新思考出版社对产品的定义：我们卖的是实体书本，还是内容？书本的定义太狭窄，如果我们认清所卖的是内容，出路就天高地阔。同样的内容，可以成书，可以授权，也可能制作成音乐、电影、舞台剧，商机处处。

过重的文化包袱也会混乱经营者对内容的选择。过去出版社生产它认为“对”的产品，而未必是读者“要”的产品。这样的态度，几近傲慢，所幸这些“对”的产品到底有社会价值，仍有部分读者支持，但不足以赚取足够的资源让公司成长。要突破这样的窘境，我们开始聆听市场的脉搏，制作读者需求的书，好几本畅销书包括上述的，都如此产生。资源有了，我们才可能持续试验做“对”的书，以及提拔新人。比例大概拿捏在八比二，大部分跟随市场走。为什么不完全跟随大众口味呢？做“对”的书还是很重要的，那是出版的社会责任，凸显公司的灵魂和个性。如果出版社本身完全没有想法，我们不过是在卖印了东西的纸张罢了。

父亲也有失手的时候，有几份杂志办了几期便停刊。

尽管相中了几本畅销书，我不敢居功。一本书卖得如何，因素很多。再好的内容，可能让排版毁掉；再好的排版，可能让封面毁掉；再好的封面，可能让行销毁掉；再好的行销，可能让时机毁掉。一个同行谈经验，出一百本书，有时就像在赌哪一本能畅销。这么说来，我的运气似乎还真不错？但我参考台湾某家新兴出版社，几乎所有选书都非常好卖，这一定不是赌博这么简单。十赌九输，难怪这同行做得那么苦。我隐隐然觉得，很秘密的觉得，爸爸的智慧好像有一些些流在血液里头，我仿佛可以感知市场要什么，就像我站在台上时，可以感知台下观众的情绪，有什么可以触动他们。另一方面我又提醒自己，这是很危险的想法，因为很不科学。我对那四十年经验的老前辈说起这个想法，他竟然说，是的，有天分这回事，你的，是你父亲传给你的。

父亲节刚过，又一个父亲不在的父亲节。我走在出版这条老路上，他如果知道了，会否哑然失笑？我选择相信某些他的基因，智慧也罢天分也好，果真在我血液里流动。这样，严冬也好深秋也罢，总会温暖的。

2016.07 刊于 《企业家》

从通报、生活报 到中国报

作者：周宝振

2004年，马来西亚一代报王周宝振的长子周若鹏，向父亲询问有关创业守业之种种。周宝振认为：“与其用说的，倒不如用写的比较完整。”

于是，他兴致勃勃的从他自己的童年写起，每两三日就发一封电邮给两个儿子。写着写着，《通报》的事迹写完了，他意犹未尽又写《生活报》、《中国报》和生活出版社的故事。

这些文字记载了父子平日言谈间少提的事与情——关于工作，关于生活，关于亲人。此书的出版，为马来西亚报业历史补充了第一手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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