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揣想的出版基因

父亲节刚过。

我还另有一门科技事业,故此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在大将出版社。比较积极促成的书,主要是四本,一本谈股市的英文书Chart Patterns Analysis,一本我自己撰写的《马来西亚创业菜鸟全攻略》,还有李欣怡的《欣想事成2》和《欣想事成1.5》,都畅销着。卖软体的利润比书籍丰厚,说的可以是几十倍,而书本往往不到百分之三十,每本几块钱,相距很远。卖三千本书,也未必比卖一套软体赚钱。可是,卖书的满足感却非比寻常,千本书送到读者手中,等于让有价值的内容触动千个灵魂,是否改变了一些人的想法?轻轻挪动了生命的轨道?这些神秘未可知的效应,比冷冰冰的科技来得让人振奋。

父亲毕生从事出版,年轻时我一直逃离,事隔多年我鬼使神差的也涉足这个行业。这,有点宿命的感觉。

父亲羡慕科技行业,一个好产品可以卖整年,报纸、杂志、书籍则是天天开新战场,周而复始。他甚至慨叹,报纸真不是人做的,我无意继承他的出版王国,他也没意见。后来我成为出版菜鸟,在这个大家都说书业渐趋没落的世代。大家都不读书了,都在网路流连,就算要阅读书籍也渐渐转向电子书,电书销量2008-2010年间上飙十倍。美国Borders在2011年破产,香港的书店已逐渐搬上租金便宜的二楼,台湾诚品转型结合商场百货,在马来西亚已经许久没有在出现连锁以外的独立书店。近日和出版业泰斗级的老前辈谈起,他说经营出版近40年,第一次觉得迷失–杂志销量和广告收入连年下滑,甚至一年剧跌一半。

我仿佛在严冬之际,被推入森林。大将出版社在我加入时,员工只有三人,收支勉强平衡。大将是老字号,虽稳不健,停滞不前。身边的人都不看好我接手出版社,其实在商言商,要赚钱还有比出版业更好的选择,但为人情所逼,势在必行。对于前景,我的逻辑很简单:情况还能更糟吗?很难,所以就只有更好了。

父亲始终提醒出版是一门生意,提供读者需求的内容。

出版社向来有一种其他行业中少见的文化包袱,其中还有和作者、友好等纠结的人情。有使命感是好的,但这样的包袱稍一不慎就演化成悲情,仿佛做中文出版就非得苦难中求存,这种消极的磁场,有毒,让经营者和员工看不到希望和机会,就算希望和机会摆在眼前。80年代马来西亚国家图书馆民调说,国人一年读两页书,到90年代提升至两本,最近又增加到十本。十本,这阅读量比日、美还高,我怎么也不相信,但阅读率提升还是可信的。在欧美,独立书店逐渐复苏,我读的那篇报告中书店店长说:“请别再同情我们、以为书店艰苦求存了,其实我们做得很不错。”

电子书的成长已在近年减缓,看来纸电两者尚可并存,服务不同的读者。但就算电书继续蓬勃下去,又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得重新思考出版社对产品的定义:我们卖的是实体书本,还是内容?书本的定义太狭窄,如果我们认清所卖的是内容,出路就天高地阔。同样的内容,可以成书,可以授权,也可能制作成音乐、、舞台剧,商机处处。

过重的文化包袱也会混乱经营者对内容的选择。过去出版社生产它认为“对”的产品,而未必是读者“要”的产品。这样的态度,几近傲慢,所幸这些“对”的产品到底有社会价值,仍有部分读者支持,但不足以赚取足够的资源让公司成长。要突破这样的窘境,我们开始聆听市场的脉搏,制作读者需求的书,好几本畅销书包括上述的,都如此产生。资源有了,我们才可能持续试验做“对”的书,以及提拔新人。比例大概拿捏在八比二,大部分跟随市场走。为什么不完全跟随大众口味呢?做“对”的书还是很重要的,那是出版的社会责任,凸显公司的灵魂和个性。如果出版社本身完全没有想法,我们不过是在卖印了东西的纸张罢了。

父亲也有失手的时候,有几份杂志办了几期便停刊。

尽管相中了几本畅销书,我不敢居功。一本书卖得如何,因素很多。再好的内容,可能让排版毁掉;再好的排版,可能让封面毁掉;再好的封面,可能让行销毁掉;再好的行销,可能让时机毁掉。一个同行谈经验,出一百本书,有时就像在赌哪一本能畅销。这么说来,我的运气似乎还真不错?但我参考台湾某家新兴出版社,几乎所有选书都非常好卖,这一定不是赌博这么简单。十赌九输,难怪这同行做得那么苦。我隐隐然觉得,很秘密的觉得,爸爸的智慧好像有一些些流在血液里头,我仿佛可以感知市场要什么,就像我站在台上时,可以感知台下观众的情绪,有什么可以触动他们。另一方面我又提醒自己,这是很危险的想法,因为很不科学。我对那四十年经验的老前辈说起这个想法,他竟然说,是的,有天分这回事,你的,是你父亲传给你的。

父亲节刚过,又一个父亲不在的父亲节。我走在出版这条老路上,他如果知道了,会否哑然失笑?我选择相信某些他的基因,智慧也罢天分也好,果真在我血液里流动。这样,严冬也好深秋也罢,总会温暖的。

2016.07 刊于 《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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