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父亲的承诺

燕棣问起，而我始终想不起来和父亲之间有过哪一些鲜明的承诺，无论是说出口的，还是放在心里头的，除了一次。然而说不说出来，承诺就是承诺，要算数的。

自小父亲的期许皆不言而喻，他从不指明希望我长大从事什么工作。我表明志向，他从中协助，他觉得我走错方向了，就出言阻止。当时我年少气盛自以为是，对父亲事事管制颇有微言，但他从不言退。在我事业低潮期，他帮我谋算出路：“文具生意需求稳当，别小看五分一角，积少成多。”

父亲事业上的成就骄人，我从来视为榜样，是清晰的奋斗指标。“你是榜样”这种肉麻的话当然不可能从我口中说出，但我相信父亲是知道的。我们彼此间有着一种无言的契约，父亲没一定要我怎样，我也难说一定会成就什么，但两人朝着相同的方向，大约就是做个上进的好人。

到我小有成绩，父亲就比较安心，放手让我发挥，但我更常主动汇报和求教。年纪大了些，比较懂得珍惜父亲的心意，尤其是自己也当了父亲。“以后，也许你身边会有很多人帮助你，但没有几个像爸爸这样，是没有私心的。”

我们不曾有过任何口头承诺，除了一次。我说，我会好好照顾家人，不让他担心。我不确定他听不听得清楚，我是在病床边说的。无论听见了吗，承诺就是承诺，要算数的。

2009-06-23刊于星洲日报副刊

从通报、生活报到中国报

2004年，马来西亚一代报王周宝振的长子周若鹏，向父亲询问有关创业守业之种种。周宝振认为：“与其用说的，倒不如用写的比较完整。”

于是，他兴致勃勃的从他自己的童年写起，每两三日就发一封电邮给两个儿子。写着写着，《通报》的事迹写完了，他意犹未尽又写《生活报》、《中国报》和生活出版社的故事。

这些文字记载了父子平日言谈间少提的事与情——关于工作，关于生活，关于亲人。此书的出版，为马来西亚报业历史补充了第一手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