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凌只是两个字

我至今无法忘记MADD的创始故事，尽管只在20多年前听说过一次。MADD是Mothers Against Drunk Driving的缩写，这缩写同时也蕴含愤怒的意思。198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费尔奥克斯，13岁少女卡梅·莱特纳被醉驾司机撞死，你如何想象其母坎迪斯·莱特纳有多悲痛、多愤怒呢？后来她创立了MADD，反醉驾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

很不幸的，要推动一个防范不幸事件的运动，竟需要一个不幸的悲剧作为引线。

人不是冷血的，只是注意力有限，联想力也有限。把醉驾肇祸统计数字列出来，不管数字多庞大，肯定没多少人会关注，为什么呢？因为数字是冰冷的、冷静的，没几个人会主动从数字延申思考，想象受害人家庭的惨痛。没有共鸣，也就没有行动；没有行动，也不会造成改变。反之，如果一个丧女的母亲亲自诉说她的愤怒，诉说保护天下儿女的大愿，你怎能不动容？数字再大，也比不上真人真事中的一句话。

我代言的反霸凌运动Buddy Not Bully，其缘起也是因为悲剧。2017年我国一名少年纳文被凌虐致死，于是一帮有心的年轻人开始宣扬提升反霸凌意识。要推动此事更有难度，因为它不只缺乏故事，连数据也没有。纳文事件固然是悲剧，但这是纳文家人的创伤，不能当作宣传主轴。至于数据，大大小小的霸凌事件都极少呈报，不像醉驾有官方统计。缺乏这些资讯的支援，霸凌只是两个字，两个音节，难以敲响谁的心灵，推动反霸凌运动像西西弗斯推石上山。

办社会运动、慈善组织多少需要一些热血，但热血不够，也需要创业精神和技能，比如营销。为什么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募捐文案要配以饥民和孩子的照片？为什么我国癌症理事会的网站上呈现受苦的病人？除了用影像唤醒同情心，也让普罗大众看到实在的帮助对象，而不是把钱捐给一个模糊的概念而已。反霸凌运动始终缺少能够站出来现身说法的受害人。

就算是非营利的慈善、社会运动，也一样要打广告、办路演，才能让讯息广传，网罗支持者和赞助人。找到一个愿意捐献的善心人甚不容易，要怎样维持他们的热情？用营销的说法，就是怎样让他们成为“回头客”？慈善组织必须定期公布成果，让大众看到他们的奉献确有实效。世界宣明会的“感动营销”手法更为动人，安排受惠孩子亲绘感谢卡寄给赞助人，赞助人能不继续支援孩子吗？

这些运动的成果是什么？视乎相关组织如何订定里程碑，这又需要企划力和执行力。MADD声称创立以来醉驾车祸率减低了一半，这数据来源是有点争议的，但姑且不论，总之它让支持者感觉良好。MADD怎样达到这些成果呢？所做的不只是宣导而已，MADD长期游说政府修订法律，成功提高合法饮酒年龄，增收酒精税，把合法驾驶的血液酒精浓度从.10降至.08。单凭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十分有限，很难改变社会，需从立法、执法方面切入才能有产生长远的改变。MADD还想立法强制在车内安装酒精探测器，有酒气的司机发动不了车子，也姑且不论可行与否，想法和行动方案MADD还真不缺。

我国反霸凌运动的挑战便是尚未能游说政府提供实质支援，运动开展时议员来开幕致辞一下，然后呢？我们不能期待政府知道该怎么做，政府要关注的事情太多，尤其在霸凌现象缺乏实际数据以前，他们没有理由投入资源，除非民间组织能给政府提供明确的建议和方案，就像MADD要求修订法律那样。反霸凌运动能不能要求政府资助设立辅导热线？设立师生培训中心教导大家如何化解霸凌？

我国反霸凌运动有些点子很不错，正是创业精神的体现。既然缺乏受害人现身说法，那么就用创意的方式请社会大众制作反霸凌影片，通过比赛鼓励生产这方面的内容。内容虚构不要紧的，因为好作品还是可以表现出霸凌的伤害，借此提升反霸凌意识。无论是反霸凌或是其他社会运动，这些都是长线工作，正因那是长线工作，眼前更需要设定长远的作战计划和目标，就算目标像车内酒精探测器那么无稽也无妨，到不了月亮至少也会捉到星星，如此才不会浪费有限时间和资源。

2023.05刊于当代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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