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凌只是两个字

Tears for the loss of a beloved family member.

我至今无法忘记MADD的创始故事,尽管只在20多年前听说过一次。MADD是Mothers Against Drunk Driving的缩写,这缩写同时也蕴含愤怒的意思。198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费尔奥克斯,13岁少女卡梅·莱特纳被醉驾司机撞死,你如何想象其母坎迪斯·莱特纳有多悲痛、多愤怒呢?后来她创立了MADD,反醉驾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

很不幸的,要推动一个防范不幸事件的运动,竟需要一个不幸的悲剧作为引线。

人不是冷血的,只是注意力有限,联想力也有限。把醉驾肇祸统计数字列出来,不管数字多庞大,肯定没多少人会关注,为什么呢?因为数字是冰冷的、冷静的,没几个人会主动从数字延申思考,想象受害人家庭的惨痛。没有共鸣,也就没有行动;没有行动,也不会造成改变。反之,如果一个丧女的母亲亲自诉说她的愤怒,诉说保护天下儿女的大愿,你怎能不动容?数字再大,也比不上真人真事中的一句话。


我代言的反霸凌运动Buddy Not Bully,其缘起也是因为悲剧。2017年我国一名少年纳文被凌虐致死,于是一帮有心的年轻人开始宣扬提升反霸凌意识。要推动此事更有难度,因为它不只缺乏故事,连数据也没有。纳文事件固然是悲剧,但这是纳文家人的创伤,不能当作宣传主轴。至于数据,大大小小的霸凌事件都极少呈报,不像醉驾有官方统计。缺乏这些资讯的支援,霸凌只是两个字,两个音节,难以敲响谁的心灵,推动反霸凌运动像西西弗斯推石上山。

霸凌只是两个字

办社会运动、组织多少需要一些热血,但热血不够,也需要创业精神和技能,比如营销。为什么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募捐文案要配以饥民和孩子的照片?为什么我国癌症理事会的网站上呈现受苦的病人?除了用影像唤醒同情心,也让普罗大众看到实在的帮助对象,而不是把钱捐给一个模糊的概念而已。反霸凌运动始终缺少能够站出来现身说法的受害人。

就算是非营利的慈善、社会运动,也一样要打广告、办路演,才能让讯息广传,网罗支持者和赞助人。找到一个愿意捐献的善心人甚不容易,要怎样维持他们的热情?用营销的说法,就是怎样让他们成为“回头客”?慈善组织必须定期公布成果,让大众看到他们的奉献确有实效。世界宣明会的“感动营销”手法更为动人,安排受惠孩子亲绘感谢卡寄给赞助人,赞助人能不继续支援孩子吗?

这些运动的成果是什么?视乎相关组织如何订定里程碑,这又需要企划力和执行力。MADD声称创立以来醉驾车祸率减低了一半,这数据来源是有点争议的,但姑且不论,总之它让支持者感觉良好。MADD怎样达到这些成果呢?所做的不只是宣导而已,MADD长期游说政府修订法律,提高合法饮酒年龄,增收酒精税,把合法驾驶的血液酒精浓度从.10降至.08。单凭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十分有限,很难改变社会,需从立法、执法方面切入才能有产生长远的改变。MADD还想立法强制在车内安装酒精探测器,有酒气的司机发动不了车子,也姑且不论可行与否,想法和行动方案MADD还真不缺。

霸凌只是两个字

我国反霸凌运动的挑战便是尚未能游说政府提供实质支援,运动开展时议员来开幕致辞一下,然后呢?我们不能期待政府知道该怎么做,政府要关注的事情太多,尤其在霸凌现象缺乏实际数据以前,他们没有理由投入资源,除非民间组织能给政府提供明确的建议和方案,就像MADD要求修订法律那样。反霸凌运动能不能要求政府资助设立辅导热线?设立师生培训中心教导大家如何化解霸凌?

我国反霸凌运动有些点子很不错,正是创业精神的体现。既然缺乏受害人现身说法,那么就用创意的方式请社会大众制作反霸凌影片,通过比赛鼓励生产这方面的内容。内容虚构不要紧的,因为好作品还是可以表现出霸凌的伤害,借此提升反霸凌意识。无论是反霸凌或是其他社会运动,这些都是长线,正因那是长线工作,眼前更需要设定长远的作战计划和目标,就算目标像车内酒精探测器那么无稽也无妨,到不了月亮至少也会捉到星星,如此才不会浪费有限时间和资源。

2023.05刊于当代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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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若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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