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一点，马来西亚就多了一份日报

“报业不是人做的。”爸爸说，但约莫二十年前，已从报业退休的父亲周宝振却萌生再办报的年头，那时他也大约60岁了。我一直觉得，他并非真要重归报业，我记得当年他如何日夜牵挂销量，时时担忧内政部对付，连睡觉也皱着眉头。

可爸爸就是这样坐言起行，快。他召集旧战友，和我兄弟俩一起构思概念——报纸大小要和其他主流报章不一样，必须全彩，以照片挂帅，当然还要有吸睛的标题。他的老友曾对我笑说：“你爸是最早的标题党。”如果他还在，社交媒体必成为他的游乐园。

然后，爸爸就把报章样板做了出来，除了内部参考，也要呈交内政部申请准证。报章名称想了几个，图中的《声日报》是其一，寓意人民之声；后来交上去的是《咖喱日报》，要走辛辣路线，企图别具一格。

内政部拒发准证，不具原因。不久后，机缘巧合下相关的内政部官员造访Karangkraf，创办人社长胡沙慕丁是爸爸的好朋友，当时他正筹划出版马来日报Sinar Harian。官员谈及最近拒绝了一份新日报，理由竟然是《咖喱日报》名字太儿戏，应该要一本正经才对。胡沙慕丁告知爸爸这件事，他啼笑皆非。

我还是觉得爸爸再办报不是为了自己，当时我们兄弟俩事业遇瓶颈，科技业他帮不了什么忙，也看不到前景，于是想做他最拿手的事，再创一门媒体生意好让我们有出路。若不是他突然患癌，很可能用《声日报》之名再度申请准证。差一点马来西亚就多了一份日报，差一点我的人生路或许就截然不同。爸若还在，也八十了。

从通报、生活报到中国报

2004年，马来西亚一代报王周宝振的长子周若鹏，向父亲询问有关创业守业之种种。周宝振认为：“与其用说的，倒不如用写的比较完整。”

于是，他兴致勃勃的从他自己的童年写起，每两三日就发一封电邮给两个儿子。写着写着，《通报》的事迹写完了，他意犹未尽又写《生活报》、《中国报》和生活出版社的故事。

这些文字记载了父子平日言谈间少提的事与情——关于工作，关于生活，关于亲人。此书的出版，为马来西亚报业历史补充了第一手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