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超贵,未必因为贪腐

photo of an expressway on a rainy night.

政府听起来离谱贵的工程常常发生,比如最近反对党议员林立迎质疑隆市政局用3千万换200支灯柱,如果此事属实,那个只懂得到时到候发光的灯泡居然贵过三辆迈薇。市政局推说无此事,但承包商是上市公司,已呈报这项工程,台底下发生了什么鬼才知道,但并不是我要探讨的主题。

濒海战舰采购计划中的六艘战舰建了8年花了60亿都未完成,内阁决定继续。我们当然能很直觉地说这些超贵的案子当中必有舞弊,但其实没有证据。如果不是舞弊,或者舞弊的成分很低,还能是什么理由造成超支呢?

《快思慢想》作者丹尼尔·卡尼曼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一回和团队向教育部献议新课程,大家兴致高昂地着手编撰课本,估计两年就可完成。卡尼曼询问外部有编撰经验的朋友,过去类似项目通常耗费多少时间,朋友说至少7年,而且有四成以失败收场。


这朋友的意见是第三方意见,所提供的资料是市场基准。假设你不认识卡尼曼,但请你估计他的编撰项目成数如何,你只能依照基准估计:大约7年,4成机会失败。就算你对卡尼曼团队一无所知,这个估计通常不会和实况差太远。卡尼曼对自己的团队了如指掌,知道每个成员都出类拔萃呀,相信一定可比其他团队做得更好。他们完全忽视外部提供的基准而一意孤行,后来耗了八年,课本编好后,课程取消了。

卡尼曼自嘲,自己本就是研究人类怎么做决定的,结果自己也掉入“计划谬误”的陷阱。一般人思考的范围仅限于眼前能见,无法考虑到未知因素。卡尼曼知道团队优秀,但无法想到会有人生孩子,有人调职、度假,于是事情就拖了整整八年。他自以为团队优秀,这是“乐观偏误”,大多数人都会高估本身的能力 ,同时低估成本,而且往往会忽视和自己认知相悖的外部资讯,比如市场基准。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小至家居装修,大至政府工程,也有绝非我国独有。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超支超贵的项目,都必定涉及贪腐,有时候只是计划不周,尤其当一些独特项目并没有外部基准可参考,又或者因乐观偏误而忽略外部专家的忠告。怎么办呢?也不能因为预料计划谬误可能发生,从一开始就设定过高的预算,因为这就会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既是已获批准的预算,承包商一定想方设法用光,项目负责人也不会设防。

无论如何,这只是人类思维上天生的弱点而已,连诺贝尔得主也避免不了。只要真不是因为贪腐,超支也许还能包容一下吧!

2022.06刊于中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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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若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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