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喝不醉的诗人

导演丝毫没有掩饰地明说，诗人不是演员，短期内定无法把我们调教成合格的表演者，这样的演出会砸了他的招牌。我丝毫不以为忤，这是我一早就清楚的状况，在会见其他导演时我还会先主动提醒对方，我们是“乌合之众”，几乎没谁有演舞台剧的经验。那么，为什么不用专业演员呢？这要从25年前说起，其实也只需要一句话，因为这还是“动地吟”。

这个本来没有经过太多设计的表演，却有某种精神在一开始便已成型，便是让诗人本身在舞台呈现自己的诗歌，那是和观众、读者直接对话。以我魔术师的经验来看，动地吟是很粗糙的。诗人粗糙，不讲究服装，语音离标准很远；表演粗糙，虽然偶而会加入一些小创意，但都不经精细设计，肯定也不是高成本制作。动地吟的吸引力或许正因为生命是粗糙的，诗和诗人非常真实，舞台又把这样的真实托到另一高度。历25年而不衰，观众人数最高峰是2008年4月《动地吟纪念游川》的1800人，在那场表演之前动地吟已蛰伏十年，还会有人来吗？

《动地吟纪念游川》是动地吟表演形式的转捩点，因为共享空间专业舞团加入，这合作的缘分始于看了共享的作品《问签》，编舞家马金泉以诗人游川的诗作为轴心创作舞蹈，然而马金泉的加入给团队带来一些冲击，作为专业舞台表演者，他对舞台有艺术要求，众诗人其实向来不懂舞台也无从要求，甚至觉得优质的灯光音响是奢侈的，眷恋一贯的”轻装上阵”。所幸马金泉还是说服了大家，从此开阔了动地吟的可能，否则，2017年动地吟诗剧大概也不会发生。2012年我们玩场地变化，从《天空动地吟》到《海上动地吟》都演过了，始终不变的还是诗人的声音。

这就是为什么动地吟诗剧我们坚持不用专业演员。诗剧这点子和许多许多其他点子一样，是诗人酒聚时迸出来的。话说大选将至，人心躁郁，我又萌生办动地吟的念头。回顾历史，动地吟每每发生在大选前，说无意还是有意，看动地吟内容离不开政治课题就明白了。但要再办有难度，因为诗人们”今非昔比” －－成家立业以后，要脱身办活动谈何容易。比如吕育陶吧，五年前动地吟时开会他抱女儿出席，半途还要暂停会议，好让他喂奶。另一难处是”老动地”经历了不下二十场表演，有点意兴阑珊。我在数年前已预见如此局面，主动拉拢年轻诗人郑羽伦、黄龙坤、黄子杨、叶蓬玲加入，但历时不久，加上年龄“代沟”，革命情感和向心力都尚未巩固。诗人林健文说除非这次动地吟再有所突破，否则懒得参与，这肯定是所有诗人的心声，其实包括我在内。要如何突破呢? 林健文、刘育龙就谈出了诗剧这个概念，颠覆以前表演由各单元节目组成的做法，设计整体有结构、有故事的演出。我草拟剧本大纲，对白留空，原打算那将是每位诗人各自创作的诗句。这个观众后来无缘看到的剧本，故事大略像马来西亚版的动物农庄，也所幸这剧本被砍，那是我第一次写舞台剧剧本，实在太逊。

我不记得邓壹龄导演是用怎样的言辞告诉我剧本不能用，我记得我很快、很乐意地放弃它。邓壹龄是李奕翰导演介绍的，他无暇接我们的案子，介绍给我”语文能力最好”的人选。邓壹龄是我将会见的第两千七百八十一个导演，我作好被拒绝的准备。不料她听了提案便觉有趣，爽快地答应，快得我有点不知所措。我问壹龄，难道不怕我们砸了你的招牌？她说她喜欢诗，能和诗人合作很难得，而且她是个疯子，非常欢迎这么另类的挑战。她不怕，倒是我害怕起来，怕伤害这位善良的导演，她不知道这些诗人没经验得可以，而且个个pattern（注1）。但我更怕找不到导演，她这么善良，就只好坑她了。那时候，距离演出约莫两个月。当初我很勇敢（鲁莽）地订下白沙罗剧场，没有想到找导演会耗时月余。邓壹龄答应以后，我们没有马上散会，而是继续深谈。丢掉我的剧本以后，她要先重新收集诗人的作品，再从中创作故事。我心想，要把那些互不关联的作品串联起来，说有多难就多难，但我选择信任（推卸给）导演。最后，缺一个名字，这场动地吟的主题是什么？

名字往往是最难想的，故事未成型，作品未收齐，要怎么想出一个具包容性又突出的题目呢？挣扎了整小时吧，我随处张望，看到餐牌上的咖喱，遂开玩笑：“不如我们用马来文吧？叫Kari。”

什么意思？坐牢吃咖喱饭吗？玩笑一开，脑子就开动，几个押韵的马来字眼就出现了。动地吟过去有舞，Tari；随着Gari跳出来，手铐这意象在高压的政局下能激发太多联想；然后怎么办，要Lari，逃脱。名字就此定了，Tari, Gari… Lari，我猜想邓壹龄后来监狱的场景是以此延伸，非常切题。一开始，她要求把概念保密，要给观众惊喜，所以宣传海报完全不提，但故事从海报就开始了。诗人过去从来不拍造型照，这是第一次。陈子韩半义务为我们摄影，以他的才华来说，我们付他的只能算花生，好在后来他赚了一段恋情。诗人们不止穿西装，还化妆－－但不是变帅，而是变伤，那是一系列被打、被绑、被虐的照片。待观众去到剧场，就会知道故事的延续。但在进入剧场之前，还有许多考验，故事未开场便有冲突。

某日我去到排练场地时气氛有点僵，邓壹龄导演在这一头抽烟，曾翎龙在那一头。有人悄悄告诉我，两人吵架了。开场第一首表演的作品是曾翎龙的《困住》，创作动机是林金城生病的事，但邓壹龄的诠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曾翎龙认为那是不尊重作者。我本能地想当和事佬，但我控制住自己。我十分认同导演的难处，十来篇表面上不相关的作品，她一定得重新诠释、设计才可能再创作出新的故事。无论是作为读者还是再创作者，她都应该有诠释权。但她面对的不只是“演员”而已，而是一群有pattern的创作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偷偷为她害怕的理由。所幸两人气消以后，很快就互相妥协，重新投入排练。这个冲突，尽管小事，在我看来非常珍贵，因为过去在团队里从来没有发生。为什么呢？因为团员各自负责自家单元，彼此同台但其实没有合作，自也不会有摩擦，但没有摩擦也就没有火花，很难让表演亮起来。后来，观众回馈说曾翎龙开场受虐的朗诵，是最震撼的。

紧密的排练让诗人很辛苦。张光前要从关丹赶来，王修捷从安顺，还得暂时放下幼小的孩子。黄建华刚刚接到创业以来最大的案子，百忙中要抽空配合。其他工作的工作、上学的上学，非专业演员就有这样的难处。第一次的排练给我一些惊喜，满心以为要演戏了，邓壹龄和副导演陈柯杏居然叫我们玩游戏，抛球啦抢椅子啦什么的，要建立我们的舞台意识和彼此默契，老少诗人都玩成了小孩，问题是变成小孩之后就没有长大了，两位导演变成小学老师，天天要对我们喊”听我说! 不要吵!”

诗人很爱说笑，我们对动地吟的美好回忆可说有一半是由后台、场外的笑语建构的。2008年巡回全马，一巴士诗人、舞者像极了中学生毕业旅行，一路高歌谈笑，声浪吵得巴士旁的车也会震荡。演出后的酒聚必然发生，最热烈的一次是在巡回终站，十来人挤在旅店房间亢奋地通宵唱歌聊天。那个晚上我错过了一半，因为吕育陶、林金城和我先睡倒。幸好有人把大家疯狂接歌的情况录影，醒来后我还看到一些片段。有些在舞台以外发生的表演，我们称之为”后台动地吟”，观众是无缘看到这些往往政治不正确的演出的。比如在古晋，吕育陶手挥腰带作皮鞭朗诵《通往肛门的列车》 ，那并非淫诗，虽然诗中”鸡奸”出现14次，那是一首政治诗，吕育陶左扭右摆的肢体语言非常夸张搞笑。在后台等候演出时我们会围着王修捷，看他弹吉他唱他写的歌：《卖咸带》、《七月十四》等都让大家笑翻，虽是戏作，但若非才华洋溢，也写不出来，这些歌在正式演出里头也不会出现。我们这些人开了十多年玩笑，习惯了，诗剧排练也就这样闹了。这也是我在为邓壹龄担心的事情。

邓壹龄老对我们说她其实很凶，我一直怕她受不了这群老顽童，双方发生冲突会坏了演出。但除了那次和曾翎龙稍有口角，她总是和蔼可亲，这有两种可能，要嘛对我们信心十足，要嘛暗地里已经绝望。但看她对表演的要求依然超标，相信并未灰心。王修捷两个字的台词”衰咩”，她和陈柯杏调教了无数次，修捷表演时总是说得不自然。但导演喊cut以后，修捷进入”后台动地吟”模式和大伙开玩笑说”衰咩”，又正是导演要求的自然，回到正式练习又做不到了。导演要黄建华做个”得戚”样，他就是做不出来，但那个拽拽的样子可是他平时的注册商标啊！大多人对于边朗诵、边走位表演发生大脑肌肉失联症，实在叫人好气又好笑。温文儒雅的刘育龙要表演压轴之作，导演居然要求他激昂的朗诵，喊到破音，我猜想育龙这辈子没有试过这么大声讲话。

邓壹龄还要求我们把诗歌背起来，以前我们大多是看稿的，但要背也没多大困难，吕育陶除外。这家伙2008年和我合作表演诗魔术《股市》，只需要背四个字”冲刺欢呼”，十场表演的每一场，他都得重复问我台词。导演派舞台助理叶湫忆督促吕育陶练习，到后来还是湫忆会背了，吕育陶还没有。这一组人，真是乌合之众。唯林健文最认真投入，一进入表演状态他就变成那个和孩子分离的囚徒父亲，忧郁如深谷。就算大家没有以他为榜样，还是会被感染。和“老人家”完全相反不那么搞怪的是年轻诗人，郑羽伦、黄龙坤、黄子扬、梁馨元和彭美君都比较合作。我不知道排练算不算顺利，到最后一刻黄建华和王修捷还是会走错位子，阿弥陀佛。

我还有一项重大的责任，就是筹钱和卖票，这是两件事。在马来西亚，仅靠票房想撑起一场舞台表演，通常不可能。而且，既然要突破，我们把制作费订得较高，好让导演有发挥空间。余仁生慷慨赞助，江湖友好牵线，钟正山、郭佳安和曾昭智赠字画义卖，减轻部分负担。其余要靠票房，但到演出前两周，票房未过半，我陷入恐慌。我说恐慌，半点没有夸张，我慌的倒不是钱的问题，亏了就亏了，不至于伤元气。让我极度恐惧的是面对空荡荡的剧场，我怎么对得起披星戴月的工作团队和表演者？除了拼命在媒体宣传，我第一次使用WhatsApp广播，把电话簿里懂中文的人都联络了，就算是萍水相逢的也好，连平日只有工作来往的律师、会计师、供应商等等我也找了，甚至黑道大哥。

“大佬，我办文学表演，买两张票支持一下。”

“虾？我不在吉隆坡，也不看这种表演！”

“不要紧，你买，我帮你送人。”

“我干嘛要买票送人？！”

“有一位僧人想来看，我帮你送他，帮你积德。”

我不记得大哥有没有骂粗话，但是他买了两张贵宾票，我是真的用来赞助一位僧人朋友和他的助理。很多我以为不可能会来的人，都买票了，包括黄进发，甚至有外州的老师包巴士载学生前来。我个人大概卖了近两百张票，但总数距离八百还远着。我本不想干扰工作和表演团队，一直觉得卖票是主办单位的工作，但大家同情我的焦虑，连邓壹龄都“破戒”呼朋唤友来看表演，但大家忙于排练，能分出的力量有限，到演出前一周，票房还是不满。无论如何我自我安慰，大概有个七成就不太难看，算对得起团队了吧！就在那关键的最后一个星期，票房魔术般地飞升，我们兴奋得不得了，后来竟然爆满，一票难求。我们当然希望多些人能看到这场表演，怎么办呢？我们和剧场商量，破例开放部分地板，观众可以坐在阶梯看。后来连阶梯票也卖完。我总算松一口气，没有，我没有流泪。

一进剧场，“老板”就不是导演了，而是舞台总监Dub Lau刘峻佑，大家要听他的，进出剧场都一定要向他报告，邓壹龄如此交代众诗人。Dub身材瘦削，却有拿破仑的将风，台前幕后诸多人事物他指挥若定，但近乎隐形，只有必要说话时才出现，完全不干扰表演者的状态。我说台上的演员是乌合之众，但幕后的团队绝对不是，都是专业的剧场工作者。是因为有像Dub这样的强人支援，我们才没有后顾之忧。

本来在纸上的舞台设计，如今立体起来，那是一座白色的监狱，我们将在这监狱里向世界说故事。最精彩的是装置艺术家李慕义创作的“双马桶”，尽管它沉默地坐在偏左处，但你一看就有所领会，而每个人看到的东西又不一样。对某些人来说，它是污秽；对我来说，它像天秤。上有一方小萤幕，用来播放英文字幕，我们希望可以突破语文隔阂，周若涛和我把诗作都翻译成英文。我们反而没有中文字幕，这是经过一番挣扎、讨论后的决定，希望观众能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舞台上。我的心情还有些漂浮，舞台上变数很多，会不会又走错位子？吕育陶会不会忘稿？最让我忧心的，观众会怎么评价这场演出，尤其是动地吟原有的老观众？我没有太多时间担忧，换上囚衣，马上又进入排练。开场前，众人兴奋紧张，但休息室不见刘育龙、黄建华、林健文等数人。走到室外，见他们靠在沙发上养神，我们都到了下午需要充电的年龄，我轻轻地走近，也在沙发上闭起眼睛。

杨雁雁的视频开始播放，她是邓壹龄的朋友，能请到影后如此客串朗诵也是一大突破。演员在幕后列队准备亮相时，好像除了林健文以外大家都有点紧张。林健文已经进入了那忧郁父亲的角色，吕育陶、黄建华只是比平常多话，只有黄龙坤是坦承紧张的，我抱抱他，然后看他把道具纸袋套上头，其实这样无论多紧张大概都看不出来了。曾翎龙回来，王修捷出去，强劲的音乐响起，王修捷的饶舌能量充满舞台之际，我们就要进场了。

我还记得被鸡公车推上舞台、观众映现在眼前的刹那，疑幻疑真。两个月以来在这舞台外的纷扰，那些深夜排练，那些叫人挫败的会面和电话，那些来回数百则的售票购票简讯，在跨过舞台上虚构的牢门以后仿佛都不容存在了，此刻只有这牢狱才是真实的。然而我知道这只是一场表演，场外的那些努力不也是真实的吗？但我必须把它排除在记忆外，包括心底震撼的感动也必须暂时埋藏。我很早就该意识到这次表演和过往的巨大差别，但要正式进入舞台才真正感受到冲击。过去诗人是向观众说话，而这次却要当满场的观众不存在，我们的世界就只限制在这虚构的牢笼。以前表演可以很自由随兴，现在要依循既定的套路，一个人乱了，会连累整个舞台。

我们可没有乱套。吕育陶不只没有忘稿，而且把吕育陶的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怎么说呢？吕育陶没有在演别人，他还是在演吕育陶，如果你把真实的吕育陶丢进这样的境况，他就是这个样子的。周若涛、黄建华、林健文、刘育龙、黄龙坤等也一样。表演的形式不同了，但诗人的本质都一样，我们坚持的动地吟精神始终还在，我甚感释怀。黄龙坤有关性别身份的表演比较受争议，我们本有点不安，在台上这么欺负他，对吗？导演说，这对与不对，正是交给观众去感受和思考的。另外，导演很聪明地把梁馨元、彭美君的表演设计成囚犯想象出来的空间，于是她们就可以美美地出场，不必和其他男诗人一样穿丑丑的囚服。歌手Colbie弹吉他哼歌，配合梁馨元朗诵《吉他出走记》，郑羽伦仿佛就是诗中出走的兄长。那首诗的意境以及舞台设计都绝美，但我在台上自是无法欣赏也无心欣赏了，因为其时我和其他诗人正躺在地上，随时准备暗场时翻滚到新的位置。

完全没有乱，不代表完全没有小状况，只是观众可能看不出来罢了，比方说在暗场时实在太暗，我们翻错位置稍微挡到投影。又比方说观众可能没有注意到为什么有一场戏王修捷把脸压在舞台全身发抖，在表演癫痫症发作吗？不是的，那是因为全无自制的吕育陶居然在台上放了个响屁，王修捷实在忍不住笑，只好把脸埋在地板上。还有一次王修捷表演时动作太剧烈，裤子后腰处稍微掉落，露出底裤，这个观众就暂时看不到，但我看到了，忙想怎么补救，于是借着和他互动的机会帮他拉裤子。这些淘宝裤仿佛一直是我们备加关注的隐主题，先是怕它太薄，连内裤都要统一用白色，到演出前大家还在互相委托买新底裤，怎麽大家都缺白色底裤？平常都穿得花花绿绿吗？有一场戏叫导演抓狂，话说“少女神”黄子扬出场，众诗人看到圣洁的希望缓缓起立，黄建华起身时裤子松了，十分不优雅地扯了一下裤头。这小动作不知观众有没有注意到，但难逃导演法眼，演出结束后对黄建华揶揄一番，笑死我们。

到底这票诗人演员有多么的不专业呢？有一幕戏黄龙坤、吕育陶和王修捷要从我背后把一桶水照头淋下，但节奏捉不准，诗未毕我便觉全身一寒，冷气嗖嗖的吹，我忍着不发抖把最后几句诗读完。其中一场尾声时众诗人躺在台上“睡觉”，郑羽伦居然听到均匀的鼾声，还真有人睡着了！但并非所有人都不专业，有专业演员潜入这不专业的舞台，就是几位“狱卒”兼侍者再兼工作人员，他们的动作干净利落，连演出结束后清理舞台、捧出红酒、烧肉也是一场表演！

诗人“越狱”之后回到现实世界，在即席接龙诗环节就像过往的动地吟舞台那样有酒有肉，但创新而“超现实”的是大家都西装笔挺。我们又可以和观众直接对话了，却比以前多了许多互动，因为由观众出题，诗人轮流接诗句，笑料无穷。最后，一首诗写好，看似诗人又要以《老朋友》大合唱很传统地收场，但我们不是说好要搞颠覆吗？歌未唱完，警号响起，疑是警方突击，骚乱了一阵，这是诗人演技的最后考验。有的观众吓到，有的没有，离场以后，大家会不会检视一下自己的心情，到底怕什么呢？

过去动地吟的最后一场通常特别不同，因为诗人演了多场一样的东西，总想趁最后机会乱搞怪一番。这次也不例外，还是有诗人想在台上“破格”，打破第四道墙，但我思虑以后劝阻，毕竟这也是导演辛苦设计的作品啊！我可不想把邓壹龄吓得爆血管，当真砸了她的招牌。我们终究很“正常”地结束了最突破的动地吟。过后庆功，酒还是不变的传统。两个年轻女诗人梁馨元和彭美君最有娱乐性，酒后反应完全不同，彭美君话说不停、傻笑不断，梁馨元则一直在哭，也不懂在哭什么。其他诗人呢？如常喝酒说笑，然而却有一样的感叹－－怎么大家都喝不醉了？

是啊，都喝不醉了。十年前，我喝到胡言乱语，一直在扮外国人讲华语，还有人录像为证。大家走路回旅馆，我走累了干脆睡倒在大街，大伙儿把我硬扯上来。吕育陶喝到很醉的时候，会频呼“冷静”，不知道是在提醒大家还是自己。也不是在这次动地吟才发现，最近酒聚时已经发现了，没有人能喝得醉。是多年来酒量练好了吗？不是的，恐怕是岁月把我们磨得太清醒。林健文家里有小孩，吕育陶老婆会骂，黄建华搞不好惦记着公司的大企划，其他人翌日要上班。后来一群喝不醉的诗人，清醒地尽兴，离开。

总有人问，下次的动地吟在什么时候？这问题特别难回答，因为答案很沉重。办一场表演，背后牵涉庞大的工作，已经把我榨干，要恢复元气不知要多久。而且下一次的动地吟还能怎样突破呢？也要一些时日酝酿，方才能生出新点子。反正我们在台上“打破”的马桶，后来真的破了！接下来的这些日子，我们暂时没有什么控诉的对象，先好好生活。

或许可以这么回答，下一次动地吟，就在诗人能再次喝醉的时候。

(注1): 外国读者请自行问马来西亚朋友Pattern是什么意思，牛津字典帮不到你。如果没有马来西亚朋友，脸书很方便。这就是我的pattern。

2019.01刊于学文

喜欢吗？请帮忙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