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事业惨不惨？

一切从我写的这则笑话谈起：

记者: “据知你靠文化事业，成了百万富翁？”

老板：“是的。”

记者：“能否和大家分享，你是怎么做到的？”

老板：“首先，你必须是个千万富翁……”

我在大约一年前接任大将出版社社长，尽管我先辈纵横出版业，但当时我并未参与其盛，所以如今只算是个摸索出路的学徒。表面上看来，我这期间个人至少穷了20万，旁人总对我表露同情，好像事业从此患绝症，看我怎样慢慢枯萎死掉。而我并非那么消极看待的，其实出版社在前人谨慎经营下，盈亏尚可。我看到的是开阔的前景，才愿意投资更多心力和资源，壮大人员编制、改进内部操作、企划行销项目，以期更有效率的达标。也就是说，我把文化事业当事业经营，而非把重点放在文化而已。依我的观察，做得苦哈哈的文化事业，大多因为缺乏专业经营罢了。

且抛开文化事业等于文化苦旅的刻板印象，看看成功的例子。同是出版业的朋友，不乏财务健全、事业庞大的。文化事业不单指出版业，涵盖的领域甚广。大凡人群共有的精神和物质活动，可称之文化。也就说，我们用什么语言、怎样生活、吃什么、用什么、如何相处，都是文化一部分。所以，大凡支援文化相关人文活动的事业，诸如紫藤茶艺、余仁生等，都是文化事业。如果我再举富贵、孝恩为例，你还会觉得文化事业只是辛苦的吗？

殡葬业是很好的例子。当初创业者在没有太多业者关注的殡葬文化中发现利基，建立大有可为的商业模式，服务这方面的文化需求。之前大概没谁想过殡葬业还能当成传销、地产业般经营吧？这些成功的例子，刺激我去探讨如何突破出版业传统的操作模式。其实说突破也不算突破，小型出版社还没做的事，参考一下较有规模的同业，会发现有很多做法早有先例。

另一个刻板印象是普罗大众没有阅读。国家图书馆在八十年代统计，国民平均每年读两页书。是两页，不是两本。后来在九十年代提升到两本，前几年的统计说10到12本。首先， 不要尽信国家提供的数据，因为这样的读书量已超越欧洲和日本（而且平均10就是10，12就是12，哪有平均10到12这样的说法）。但整体读书量提升，还是可信的。另外，台湾同业提醒我，阅读量和读书量不是同一回事。现代人在手机上读很多东西，在台湾每人或许每周读上四万字，但未必都是书。在马来西亚的情况雷同，那我要怎样让他们选择读我们提供的文字？

我必须自省: 出版业卖的只是书吗？如果定义在书，工作只环绕在实体书籍本身的买卖，在人民读书量没有提升、消费力减弱的大环境下，业绩成长空间十分有限。马来文出版社老早已经在做出版品和影视跨界合作的项目，小说拍成连续剧、电影，除了赚取版税， 在播出期间，书籍销量破十万是小事。最近听说某中文出版社也在做此事，期待他们也一样丰收。出版社只是在卖书吗？不是的，出版社在卖内容、卖故事，这内容可以转化成很多不同形式的商品。

举Star Wars为例，这只是一部电影吗？流行文化业者老早已经跨出单一产品，从书籍、玩具、游戏到活动，处处商机。这是我现在才开始学习、实验的事。出版业推销的甚至不只是内容，还有作者的品牌。其实这些都显而易见，很多同业应该都有过类似的想法，但碍于手边资源不足，只好继续局限在熟悉的书籍出版。但资源真的不足吗？若想凭一己之力再创造出像Star Wars般的宇宙，当然困难。但这是借力的年代，难得的是点子，有了点子，可整合相关领域共同经营。利益也许分得少一些，但同时风险也小一些，最重要的是能促成一个项目。如果还算成功，便多了一个值得复制的商业模式。

另一方面，如果出版社继续以文化事业自诩，继续自我设限于出版主观认为有价值的书籍，而不去考虑市场之需求，也前景堪虞。因此，在“有价值”和“有市场”之间，必须找到平衡点。完全迎合市场，或许能在短期获得利益，但却丧失了定位和个性，失去主导力；过分主观选书，仓库便囤积一堆曲高和寡的书籍。苹果的乔布斯说，顾客没有义务知道自己要什么。萍果当年推出手机、平板，都是先驱。但我们这种小玩家不可能总是冒险，若想主导市场，应该像钓鱼吧，拉两下放一下的，把读者品味慢慢提升起来。

文化事业也是极需创意的行业。把产品服务重新定义为有价值之内容以后，自然能激发和包容更多的创意。我的另一门事业是科技，没有文化事业那么好玩的。出版让我们接触不同领域的作者和读者，思想上的交流远比物质货品的交换来得有趣。这也许不是能赚大钱的行业，但格局和接触面都很广大，如果能摸索出稳健成长的道路，于我意义非凡。

无论如何，说再多也是纸上谈兵，最重要的还是先把成绩做出来。那则笑话，我终究是要推翻的。

2016刊于《企业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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